观察与思考

文｜长雨 

编辑｜ringo

早年看“娜拉出走”的桥段时，我虽然戴着耳机，但分明感受到那关门的声音久久回荡在耳边。在那延宕的余音里，除了精神上的轰鸣，还混合了对娜拉“门后生活”的好奇和隐忧，因而格外嘈杂。

后来，我跟一位学医的朋友聊起这件事，他说那也可能是突然发作了“神经性耳鸣”——我倒也确实无法排除这种可能。

直到前一阵，我关注到杭州外卖员文景的故事，确信在耳鸣这件事上，产生了一点变化：我相信，自己的神经性耳鸣（如果有的话）就此获得了治愈。这是因为，通过文景，我彻底放下了多年来对娜拉“门后生活”的隐忧，而全部转化成了“明忧”——明确无误的忧虑——这让一切不再那么嘈杂了。

图源/网络

我注意到文景时，相关视频的点赞已经突破100w+，一个励志、坚强、感人至深的“正能量”形象跃然眼前；而当我仔细了解过她的个人自媒体账号后，却发现，“励志”实在是她的形象中，最“不值一提”的特征；而且，如果媒体仅仅从这一角度去传播她的经历，无疑更使一切充满了反讽的意味。

01/

虚构的象征与真实的出走

在《玩偶之家》中，娜拉关上那扇门的瞬间，象征着她对家庭角色的觉醒和反抗——从“依附者”的角色转而追求自我主权。这一幕在当时造成了巨大的轰动，“娜拉出走”自此成为女性自我意识觉醒的原型隐喻。

而当我看到文景的故事时，我意识到，“娜拉出走”并非单纯的文学虚构，而是在当代社会中不断上演的真实生活。

文景曾在采访中透露，自己婚后也一度成为“家庭主妇”，而她开始送外卖的契机，是丈夫在一次争吵中的一句“有本事你自己去赚钱”。

图源/网络

02/

“经济独立”作为一种反抗

受到一定的关注后，有“不明真相”的网友向文景提出“找个老公”来养她的“善意”建议，对此，文景回应称：“找个老公就不需要赚钱吗？靠自己不是更好吗？”

图源/网络

这句话，体现出文景对父权制性别分工逻辑的彻底否定。意味着她不再接受“男人赚钱、女人听话”的秩序，而是希望通过自己的劳动，实践一种微弱但坚定的自我确证。

1）

追求经济独立对父权制家庭结构的反抗

上野千鹤子曾在《从零开始的女性主义》中指出，日本（以及许多东亚社会）的婚姻制度本质上是一种“依附性”的剥削制度。女性在婚姻中被期望靠男人吃饭，而男人则将提供经济作为对妻子控制权的正当化手段。

而文景作为一名身患脑瘫的女性，意味着她难免不在父权制家庭结构中展现出更多的依附性——这也意味着其家庭权力位阶的进一步弱化。

因此，丈夫的斥责，除了可能对谋生不易发出的牢骚和抱怨，本质上也是将经济能力与家庭支配权直接挂钩，而对妻子进行的羞辱和规训。

在此意义上，文景的“出走”，不仅仅是对这场争吵的回应，更是一次对父权制话语的反击，也是一种自我价值的再确认。她没有离开婚姻，也没有控诉，只是坚决地离开了“依附者”的位置；她不是出于某种理想主义的感召，而是在羞辱、倔强与苦难的夹缝中，以最朴素的方式对抗结构性的不公；她以自己的身体，证明了即使在行动不便、社会边缘、制度冷漠的重压之下，女性依然有争取自主人格的决心。

2）

父权制与资本主义的共谋结构

在《父权制与资本主义》中，上野千鹤子指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通过家庭制度，将女性限制在家庭内的“再生产”劳动领域，使她们无偿地为资本主义劳动力市场提供支持；男性则在家庭外承担有偿生产劳动。

这种分工使得女性在经济上依赖男性，在家庭权力关系中处于被动地位，女性也因此并长期被塑造成“依附者”“被供养者”的形象。

上野千鹤子《父权制与资本主义》

在此基础上，当男性说出“有本事你自己去赚钱”时，其实质是将经济能力当作判断女性价值与发言权的唯一标准，进而否定她在家庭中已有的劳动贡献。

一旦女性对这种结构提出质疑，男性便会反过来要求她“独立”，但这种“独立”并非指向真正的平等，而往往是在要求女性照顾家庭的同时，还得有经济能力，不然就没资格说话。这是一种“双重剥削”结构：女性既要无偿劳动，还要为“有话语权”而付出超额代价。

这种逻辑将家庭中的话语权完全与金钱挂钩，无视女性长期的情感付出与支持劳动，使得家庭从一个共同体变成了“谁赚钱谁说了算”的微型资本主义单位。

随后，资本主义通过广告、影视、和消费等文化机制强化了父权制家庭的理想形象（如“完美主妇”“贤妻良母”），将女性的角色与家庭消费联系起来（如母婴、厨房、居家用品），以此构建特定的性别角色和家庭理想类型，为父权制提供新的正当性。

进而，资本主义利用父权制观念，将女性推向低薪、边缘化的工作，或完全排除在有组织的劳动力市场之外。这种性别化的劳动力市场进一步巩固了男性在家庭中的经济权威。

文景的经历正好展现了这一点。

当她决心走出家庭，进入社会时，获得的不是自由，而是平台经济中的剥削性劳动；当她试图自立时，她所能进入的，只是低保障、高剥削的零工平台经济。

她的身体障碍、性别、贫困，使她更容易被平台系统看作可压榨的“低成本劳动者”；她的劳动虽然被称颂为“励志”，但其劳动条件和劳动保障却无人问津。

由此可见，文景的“自立”，不是制度赋权的结果，而是一种“被迫的生存策略”，是“无依无靠”的另一种表达。她被迫以摇晃的身姿在城市中穿梭，只是为了宣扬自己的存在——但正是这种“被迫证明”，恰恰是父权与资本的共谋结构对女性深层支配的体现。

3）

警惕“经济独立”陷阱

文景的行为虽然直接挑战了父权制对女性的结构性定位，但同时也暴露出女性在资本逻辑中被逼“自立”却无法真正自由的两难困境。

她的努力，看似摆脱了对男性的依赖，实则转向了对自身过度的严厉要求和责任承担。这种“内化的规训”让她成为某种新的顺民：她不再依赖丈夫，却成为了资本运行中最顺从、最被剥削的一环。

因此，尽管追求经济独立可以赋予女性更多资源和选择权，一定程度上挑战了传统父权制家庭结构和固有的性别分工，但也不宜赋予其过于理想化的地位。

父权文化在法律、制度和社会意识中往往具有强大惯性，资本主义市场和家庭内部的隐性机制也在不同层面延续着性别的不平等。

换言之，如果没有制度变革与性别文化的改变，女性追求“经济独立”的斗争，将仅仅局限于个体奋斗的范围，难以构成“集体解放”，甚至可能沦为资本主义对女性新的驯化工具。

03/

“励志神话”成为一种反讽

1）

弱者必须强大？

随着媒体的广泛传播，文景被理所当然地奉为自强不息的典范。然而这种表面的赞美实则掩盖了更深层的残酷：为什么一个脑瘫患者，非要靠高强度的身体劳动来换取生活尊严？

在现代社会，生存理应是一种基本权利，而非必须通过牺牲健康、尊严与自由去换取的奢侈品。然而，从文景的处境可以感受到，对于许多社会边缘人群来说，生存早已从“权利”变成“挑战”，甚至是日复一日的搏斗。

文景送外卖的故事之所以吸引我，不只是因为她的坚毅令人动容，更因为她的“励志”揭露了一个冷峻的事实：这个社会对弱者没有安排。

实际上，这种“励志叙事”的背后，也是功能主义视角对人的压迫：社会不再以“你需要被照顾”作为对弱势群体的基本立场，而是以“你能否发挥经济价值”来评判其存在的意义。残障者被鼓励“走出去”“工作”“证明价值”，表面是强调平等参与，实质是规训性的劳动调用。

这正是一种“弱者必须强大”的强烈讽刺——社会要求本应被扶一把的人，自己撑起整个世界。

文景一方面承受身体机能的限制，另一方面要面对社会对女性劳动力价值的低估。她的选择和努力固然令人敬佩，但也提醒我们：在文景的情境中，所谓“靠自己”，实际上是在对抗父权文化、制度冷漠、资本压榨的交汇点上的艰难生存。其表面上是“自立自强”，实则是用自己的劳力在替制度打补丁。

图源/网络：被问及日工作时长时，文景的回答

2）

被制度失责感动？

在文景摇摇晃晃送外卖的报道中，主流叙述往往集中于她的“自立”“坚强”“励志”。这些标签构建出一种熟悉的“自力更生”神话，表面上赞扬了个体抗争命运的力量，实则将复杂的社会问题还原为个人道德问题，使公共责任悄然退出视野。

当我们接受媒体以个人苦难作为正能量素材所进行的消费，便意味着默认将制度性贫困、结构性歧视改写为“顽强生命力”的赞歌，把“不得不拼命”包装成“选择拼命”。她的痛苦，不再是我们该集体承担的社会耻辱，而成为我们可以欣赏的励志故事。

这是一种“以苦为荣”的幻术，将苦难道德化、将忍耐合理化，弱势个体的生存不再是权利，而必须用极限的忍耐来证明其合法性。

无论是从社会政策、残障权益、劳动法保障，还是性别平等的角度来看，文景的“被关注”本质上是一种偶发的、非结构性的“被施舍”，而非系统性正义的体现——如果她不在网络走红，如果她不愿意展示自己的“励志日常”，她是否还能获得任何帮助？这正是女性主义和批判理论需要指出的：我们需要的是制度性保障，而非对“个体奋斗”的粉饰性追捧。

图源/网络

而在此问题上，如今的媒体与舆论往往自觉担负起替国家卸责的作用：用“自立更生”话语掩盖照护政策的失效，将“照顾”从公共义务变成私人美德——你生存困难，是你不够坚强；制度不再为你兜底，只要求你“别拖国家后腿”。

这正是社会达尔文治理逻辑的典型体现：通过“个体化”的叙事方式，把系统性的资源剥夺转化为个体的选择或失败。在这种框架中，任何对制度保障的质疑，都会被解读为“不思进取”“怨天尤人”，从而彻底切断了改革的社会动力。

于是，一个患有“脑瘫”摇摇晃晃送外卖的女性，不再是社会照护体系的受害者，而变成了“模范公民”的标杆；而所有未能如她“奋发图强”的人，便自动陷入道德劣势。

讽刺之处正在于，我们在“她太了不起了”的赞叹中，忘记了“她不该这么辛苦”的底线；我们在点赞她的坚强时，也默许了她所承受的不公。这是每一个社会不应容忍的道德悖论。

真正的社会进步，不是越来越多人能在绝境中挣扎站起，而是越来越少人被迫掉进绝境里。

可以说，文景之所以能成为“正能量”，不是因为制度托举了她，而是因为她凭一己之力填补了制度的空白。在这个意义上，文景不是奇迹，她是这个结构的症状，是女性如何在父权话语暴力与社会结构不平等中，用残障身体和超常劳动艰难“自证”的典型例子。

然而，并非所有女性都有能力“靠自己”解决结构性不公——“女强人叙事”可能掩盖大多数女性所面临的结构性压迫，比如低薪、不稳定劳动、性别歧视——这正是本文一直强调，女性需要警惕和反思的叙事策略。

04/

结 语

文景的经历并非个别现象，而是当代社会性别不平等、父权制压迫与资本主义剥削共谋的缩影。她通过个人的努力挣脱了父权制家庭分工的束缚，却依然无法逃脱资本主义对劳动力的压榨。她的“出走”不仅仅是对父权的反抗，更是对整个社会结构的质疑。

她的故事应当促使我们反思：在当今社会，女性能否真正通过经济独立突破传统性别角色的束缚？经济独立是否就能带来真正的自由？这些问题不仅关乎女性的个人选择，更关乎整个社会结构的转变。

只有通过制度性的保障与文化的重构，女性才能在现实中真正实现自我主权，走出父权制和资本主义的双重困境。

文景的“自立”，并非个体的励志故事，而是对整个社会结构性不公的深刻讽刺。她的事迹不仅是一段关于女性主体性觉醒的表达，更应成为一记关于社会变革的警钟。

而我希望这钟声人人都能听到，以使那余音不被仅仅当作一场集体性的“神经性耳鸣”。

电影《出走的决心》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文责自负。

**配图均来源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