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与思考

写在前面/

“助学网性侵案”的阴霾还未散去，在广西百色的土地上，唐某某校园性侵案再次撕开了无数人心中刚结好的痂。两起案件中的施暴者，均以教师身份为掩护，将教育场域异化为权力操控的牢笼。施暴者利用职业之便，利用未成年人的敬畏与孤立无援，在“教育者”面具下完成对受害者的物化与规训，满足自己扭曲的支配欲。

而受害者却在应激暴露后，从最初因恐惧权力关系而沉默，到陷入“自我污名化”的认知扭曲，直至心理防御机制彻底溃败，甚至对施暴者产生“爱”的幻想。当施暴者屡次凭借教学业绩获得嘉奖，当受害者的呼救被解散的班级群聊湮没，校园性侵成了制度性暴力的残酷隐喻。

图1:家属提供的受害者部分日记截图

在人类走向宇宙前，没有人见过月球的暗面；在一件接一件的案件再次撕开一些“为人师表”的遮羞布前，没有人想过校园性侵就在你我身边。校园性侵是当下教育体系的月之暗面，而校园性侵为何“轻而易举”？受害人又为何难开口，不愿求援，久久无法走出创痛？

这些问题构成了公众所见的暗面——校园性侵中施暴人和受害人的心理是如何的？受害人们在受侵害后的心理又是怎样的？

性别不平等和文化中对男性强权角色的推崇，可能导致施暴者觉得自己有“权力”支配他人，尤其是在父权社会结构较为显著的环境中^[1]。男性通过对女性的性侵来实现对受害者的完全控制和压迫，从中体会到优越感和权力施展，这个过程满足了精神分析中的“支配欲”和“征服欲”。

暴力的性行为中男性角色的自身权力感不断得到加强，而这种需求则源自施暴者内心的不安与自卑感，他们需要通过控制他人来弥补对于自我存在的认同感，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弱者拔刀向更弱者”。

弗洛伊德认为性欲和权力欲很多时候难以分割，因此，“性别”在性侵中并不仅仅扮演性欲驱动的角色，而涉及到更深的权力结构问题。

性侵行为本质上往往涉及权力不对等和控制：施暴者通过恐吓、威胁和操控来维持对受害者的支配关系。这种一方完全支配的权力动态让施暴者能够通过情感勒索、威胁施压、羞辱来增强受害者的羞耻感和无助感，迫使受害者保持沉默。研究表明，施暴者通常会利用受害者的依赖性、孤立以及弱势地位来实施侵害行为^[2]。

而此种不对等的权力动态在校园性侵中起到关键性的作用：此案的唐某某是符某某的班主任，是年级主任，也是一名拿过很多奖的“优秀教师”。唐某某身份的权威性，加之中国教育体系中师长先天的威严，对比符某某作为一个高中女学生的身份，注定了二者之间权力动态的极不对等。

图2:校园性侵背后的权力结构不对等

（来源：站酷 超级聪明懿《【毕业设计】《房思琪的初恋乐园》改编图像小说》）

由此，唐某某，作为权力结构中的上位者，可以几乎毫无代价地骚扰、侵犯下位者，且这种行为因为权力动态不对等，实际上在性侵发生后很长时间内，对于施暴者和受害者都是合理化的，体现为施暴者的坦然和受害人的缄默。

无论是校园性侵还是更广义的强奸，时常有受害人受侵害时完全不反抗甚至僵掉的情况。这种表现往往会被施暴者曲解为“默认”甚至是“享受”，也容易被旁观者不解，甚至质疑受害人是否真的经历了那些痛苦。

然而，这种短暂的失神与木僵来自于人脑的生理心理机制——杏仁核劫持。性侵往往带有极强的威胁感与压迫感，尤其是校园性侵。此时，大脑杏仁核（负责情绪反应和情绪记忆）会在强烈的情绪刺激下占据主导地位，阻滞前额叶（负责理性思考、决策与判断）的功能，造成本能性的理性丧失。此时受害人处于一种战/逃/冻住的模式中，往往无法立即反应或者采取反抗措施。

我们大可以想象，在符某某的案例中，她会在日记中详细记录被性侵时的无助和恐惧。无数的受害者也都会谴责自己受害时候的无能和木讷。这种短暂的失神与木僵，正是杏仁核劫持的结果。她们无法反抗，甚至无法呼救，只能默默承受这一切。

由于杏仁核的情绪记忆作用，性侵极有可能在受害人的脑中留下情绪烙印。即便是多年后，受害人也可能经历反复的创伤记忆和情绪重现，杏仁核的情绪记忆让这些回忆变得更细节（甚至不一定准确）、更生动、更持久，甚至仅需某些触发因素，如声音、气味、场景，便可让受害人重现侵害当时的恐惧，造成创伤的再次暴露。

杏仁核的持续过度激活很可能与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相关。受害人在无意识中不断经历强烈的情绪反应，反复经历创伤事件的回忆或“闪回”。这些闪回往往极度痛苦和恐惧，让受害人觉得好像永远也逃不出那一天，由此，受害人出现生理症状，包括失眠、恶心、肌肉紧张；感到自责、羞耻、无助；变得过分警觉、情绪不稳定、甚至回避社交。

符某某在日记中多次提到“无法摆脱阴影”“觉得自己脏了”，这正是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的表现。她高考弃考、大学休学，旁观者无法想象那样凶虐的场景在她脑海中闪回了多少次，而这种持续的创伤记忆，让她仿佛永远无法逃脱那一天。

PTSD往往使受害人不愿意回忆过去，造成取证、定罪上的障碍。司法流程中若缺少对于受害人的特殊人文关怀，很有可能造成对受害人的二次伤害甚至影响正常司法流程，这是我们的司法体系亟待改进的。

在举报人农女士曝光的聊天记录中，唐某某与符某某似乎以“师生恋”示人。《房思琪的初恋乐园》中房思琪被性侵后竟也“没有想过逃开他，因为我知道他给我的是我唯一的爱”。此时，“勾引”、“知三当三”、“婊子”“、荡妇”等羞辱便会纷至沓来，而受害者成了众矢之的的罪人。然而这并不是受害者的罪，这类心理有着极其复杂的分化过程，由性侵后对创伤的应激和内化发酵而来：

受害者在被长期威胁和控制的过程中，可能将施暴者视为唯一的支持来源，产生情感依赖，甚至在施暴者的暴力行为下寻求情感上的理解与认同。这种现象通常出现在长期虐待关系中，尤其是当受害者感到自己无法逃脱暴力时。

受害者减轻内疚和不安的渴望是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驱动力，受害人以“爱”与“依赖”去理解施暴者的行为，从中合理化自己遭受的创痛，减轻内心的自责和自厌。

必然有人质疑为何符某某在高中阶段不试图反抗，反而与唐某某聊天暧昧。极有可能的是，长期的性暴力使她认为她无法摆脱唐某某的控制，而长期的威胁和操控让她在内心中为他的行为找借口，甚至与他维持一段看似“暧昧”的关系。无数的“符某某”们就在这样外人看来病态的关系中麻痹自己，从而减轻自己“被玷污”的自罪。

在遭遇性侵的过程中，受害者的内心常常会产生认知失调——即ta们的信念和行为之间存在矛盾：受害人信念上自尊自爱，认为自己享有对自己身体的支配权，且这种支配权建立在自尊自爱上；但行为上受害人的身体支配权是被外界强行剥夺的。

行为是客观存在的，受害者无力改变，因此受害人的认知往往会畸变以迎合行为上遭受的创伤：受害人可能会想：“如果我认为自己值得被尊重，那么为什么施暴者会对我做这些事？”这种认知失调导致了自我的污名化，试图让施暴者的行为显得“合理”，从而为其行为找借口。在缺乏外界心理干预的情况下，受害人的认知失调往往难以扭转，也为进一步的犯罪提供了温床。

未经历此等痛苦的人永远无法理解“符某某”们被剥夺对自己的支配权后的绝望。这种语言不足以描述的痛苦使得“符某某”们本能地转而认为自己有罪且肮脏，从而迎合既定的残酷事实，拼凑出她们理性里应该有的逻辑——“好女孩不应该被强奸”。

性侵受害者往往会因为社会的偏见和对性侵受害者的污名化而选择不寻求帮助。许多文化和社会环境中，性侵受害者多数且尤其是女性，常常会面临受害者羞耻感，即社会往往指责受害者的行为（例如穿着、行为等），而忽视施暴者的责任。女性则常常经历荡妇羞辱。这种羞耻感可能导致受害者觉得自己无法得到同情或支持，或者造成深层的自厌情绪从而放弃求助。

图4:家庭、社会层面的受害者羞耻感

（来源：站酷 超级聪明懿《【毕业设计】《房思琪的初恋乐园》改编图像小说》）

“符某某”们往往担心被同学或教师歧视，甚至被校方施压，害怕自己的名声受损，害怕自己的未来也会被结构性的歧视与偏见“强奸”。这种根植于每个眼神、每句评论、每个小小行为中的耻感使得她选择沉默，不敢揭露真相。

在长期性侵中，受害人对于自我的控制感长期丧失，从而对侵害行为产生“无能为力”的信念，对环境产生“无意义”的感知，认为努力和反抗都是徒劳。经历长期的无力感后，个体会内化受害的原因，将经历的创伤归结于某种内在的、稳定存在的因素，这种错误消极的归因模式导致个体丧失对改变当局的希望，从而对未来产生消极的预期，造成习得性无助。

习得性无助发生时，个体会逐渐放弃主动寻找办法的意图，因为ta们认为现状已经无法改变；同时个体的自我效能感严重受损，认为自己无法再达成目标或活出价值，造成行为上的被动。如本案中长期的性侵导致符某某习得性无助，认为现状已经无法改变、并放弃反抗，同时丧失学习生活目标，从大学退学。

这种习得性无助，使得她失去了对生活的希望，最终导致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无数的“符某某”正是在看不到希望的数次叮咬中逐渐走上绝望之巅，一旦习惯了无助，她们便在本该恣意绽放的青春时光里走向了凋零。

想要真正探索月球，就需要看到其亮面与暗面；想要理解校园性侵的全貌，就需要从现象看向本质，审阅那些我们不曾注意到的“暗面”；欲培育身心健康的下一代，贯彻社会正义，就需要审视我们教育体系、司法体系的优越性与不足。

校园性侵案件的背后，隐藏着深刻的社会、文化和心理问题。要真正解决这一问题，不仅需要法律的严惩，更需要社会的反思和文化的转变。

我们应当让司法系统、教育系统乃至于社会系统充满对弱势者的人文关怀，充分考虑性侵受害者的特殊心理需求，为性侵受害者提供全面的保护和支持，帮助ta们走出创伤，重建生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实现社会的公平与正义，让每一个人都能在安全与尊重的环境中成长和生活。